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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大学与教科书研究”工作坊在浙江大学顺利召开

部门: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日期:2019-07-05 11:27:40      访问次数:5

 629日上午,由浙江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代中国大学与教科书研究”工作坊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顺利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吉林省社科院、上海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工作坊研讨。

教科书研究中心主任刘正伟教授致开幕辞。他指出,大学史和教科书的研究是教育、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从大学创立之初起,课程和教科书便都是其重要的构成要件,从教科书的编写和使用,可以看出一所大学的办学水平;从大学的系科、学门和课程设置,则可以看出大学对学科与知识的系统选择和编排。举行此次工作坊,目的在于更加集中地探讨近代中国大学发展与教科书的关系。

本次工作坊共收集12篇论文,分三场进行汇报,每场有4位报告人围绕论文主题逐一汇报,并有1位点评专家进行总结和点评。通过工作坊的主题分享和交流,与会学者专家们加深了对大学史、教科书和课程史研究的理解。

第一场讨论由教科书研究中心副主任屠莉娅主持。浙江大学历史系肖如平教授的报告还原和梳理了战后中央大学的复员决策、回迁之路、校区的接收、修复和扩建,力求对中央大学的战后复员过程进行完整的史实叙述。他指出,中央大学的复员开展得较早,进行得也比较顺利。自19459月中央大学复员委员会成立,到南京校区的接收与扩建,中大一万多名师生员工自渝返京,再到194611月开学招生,中央大学顺利完成回迁,且获得迅速发展,成为了当时全国国立大学系科设置最齐全的大学。中央大学的复员之所以能够推进得比较成功和顺利,与其特殊的地位和复员前夕建立的团结的领导队伍是分不开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何方昱研究员的报告聚焦现代学科体系下的浙大史地学系。她指出,民国时期,历史学及地理学已具备独立的学科意识。受此影响,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而设置,但竺可桢、张其昀等学人则将时空合一观念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主张科学与人文并行不悖,坚持史地合一的教育观,合力创建起浙大史地学系。浙大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然而最终却因权力重组宣告终结。浙大史地学系的创建与发展体现了竺、张在面对西方现代分科体系的影响和冲击时,对传统学术的坚守和创新。

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中心张淑锵围绕竺可桢校长在领导国立浙江大学崛起的过程中与老师、教授们之间的互动,分析一位具有崇高人格魅力和强大凝聚力的好校长对一所大学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1936年,竺可桢掌校浙大后,即开始竭尽可能招聘一流师资,同时施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模式,以重建大学秩序。此外,竺可桢在生活和科研上给予教授们真诚的关心和良好的保障,并在西迁办学中与全校师生患难与共,获得教授们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共同创造了被称誉为“东方剑桥”的辉煌业绩。竺可桢的成功办学经验能为今天矢志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提供有益借鉴。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卢美艳的报告介绍了竺可桢对哈佛大学导师制的引进与实践。1930年代中期,国立浙江大学已经建立了现代大学体制,不过在学校内部治理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1936年竺可桢接任校长后,以哈佛大学为“标准”与“偶像”,积极引进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的导师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进,通过调整课程体系,“博雅”和“精专”并重,培养学生实行自我教育并追求卓越,促进其成长为“门门博通”、“某门精通”的领袖人才,从而使浙江大学声誉鹊起,一跃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商丽浩教授作为第一场的点评人,指出4场报告都围绕现今史学研究、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对史料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系统的整理。同时她也提出,可以跳出校史研究的固定思维和模式,对一些侧面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比如伪中央大学的教授问题,竺可桢、张其昀是否因为其史地学系掌舵者的身份对其中某一学科的发展更有偏向性?竺可桢除了与学校内部的教授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与学校外部的关系又如何呢?商丽浩教授强调,要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地分析问题,从而更加客观、公正地还原历史。

第二场论文研讨由教科书研究中心主任刘正伟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黄振萍副教授通过“混沌凿七窍”的比喻,探讨了现代性的分科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传统学术的戕害。明清以降,八股文是传统中国“学”的载体,“代圣贤立言”的特质使其成为传统中国进行思想统一的最好武器。近代文学革命改变了这一根本,以大学之制取代科举,以白话文取代八股文,以“革命”来割裂两者的联系。八股文在新的大学之制的教科书中的书写,呈现出由多到少乃至彻底消亡的过程,反映了背后国家体制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变化。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任轶副教授将震旦大学的立案注册全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并进行了详尽考证。清政府时期,面对无法获得中央政府承认的困境,震旦学院采取了首先获得地方当局认可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北洋政府时期,教育部不允许震旦学院备案,震旦学院采取了观望变通的策略。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针对教会学校的管理更为系统和严厉,震旦大学于19319月成立九人校董会,于12月奉部批正式准予立案。抗日战争时期,法国政府在蒋介石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之间采取了所谓的“平衡策略”,震旦大学在注册立案上亦采取拖延立场。国家权力与教会大学通过各种博弈,不断达成各种临时“协议”,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最终体现为震旦大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翟瑜佳探究了现代著名教育学者、戏剧家及外交家——张彭春的中学课程思想和实践。张彭春较早采用西方科学化课程编制理论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构建新课程,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变中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之路。19224月,张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以实现教育现代化为目标,结合西方教育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构建了一套中等教育课程标准。他还以南开学校为主要场域,在实践中进行新课程的探索,从而对他提出的课程标准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张彭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构建了一套科学、民主、现代的课程体系,对民国中学新课程的探索和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水鑫怡的报告论述了鲁继曾的教育理念,并结合其在私立大夏大学中领导的教务革新,探讨“教育实干家”鲁继曾的治校经验。作为大夏大学教务长的鲁继曾以勤勉精神致力于教务改革,一是在国内首先倡导导师制,提倡借鉴英国导师制注重培植学生道德品格的特点;二是践行“学校为公”的行政原则;三是追求学校课程科学化,主张“科学态度”之课程理念;四是提振学术研究精神。抗战时期,大夏大学迁往贵州,鲁继曾留在上海成为沪校负责人,坚守大夏;战后复员,仍不忘改革教务,重振学术研究。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刘莉副研究员从论文完善的角度对第二场的4个报告作了点评。她建议黄振萍老师可以进一步加强文章的内在逻辑性,除了探讨现代大学教科书中对八股文的论述外,还可以研究八股文文体在现代大学中的其他应用。她提示任轶老师可以考虑改变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方式,提炼出每个时期震旦大学立案的特点,并将其作为相关论述的主题。对于翟瑜佳和水鑫怡两位博士生的文章,刘莉老师从教育史研究和纯史学研究的不同点出发,建议她们结合教育学相关理论,加强文章的论述性。

第三场讨论的主持人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汪辉副研究员担任。浙江大学历史系张凯副教授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出发,历时性考察了竺可桢教育理念之演化及其实践。竺可桢历来主张自然与人文、精神与物质、民族主义与世界和平的融会贯通。执掌浙江大学后,竺可桢革新教育理念,调整学科结构与人员组成,设置基础课程,浙江大学的办学方针与学术风气随之转型。抗战时期,求是校训成为浙江大学平衡物质与精神、中西新旧之争,应对国难的重要思想资源。求是精神以科学方法与精神为基础,以德性养成为前提,实践求是精神可积极回应时代主题,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使命。抗战胜利后,竺可桢提出教育方针应是开明放任与学术自由,大学教育以培养理智为先,“道问学即是尊德性”,融汇新旧,沟通文质,实现通才教育。

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刘超老师的报告探讨了20世纪3060年代中国原子能科学的发展历程,以期深入剖析中国大学在原子能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这一进程中所凸显出来的学科—大学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阶段早期,少数名牌大学扮演了相当突出的校色。而在共和国成立后,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成为国家意志,大量的资源得以聚合,从而取得了实质性突破。这一探索历程源于学人的引入,它起于学术,中经教育,而后化为工程—工业,由此最终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和世界的政治版图。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陈金慧的报告主要探讨了浙江大学第二任校长邵裴子的大学治学理念及其实践,以及他对国立浙江大学初期建设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清末在求是书院的学习经历和斯坦福大学完整的本科教育使邵裴子形成了独特的现代中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士流”教育。他在1928—1932年主持浙江大学校务时,以母校斯坦福大学为榜样,提出要培养具有“自治、自尊、自重”的崇高品格的德才兼备的“士流”人才。在大学管理上,他指出,应该在宽大的范围内给予学生以思想与行为上的充分自由,但仍需要受学校的规定,道德及健康的约束,以养成其独立而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在办学取向上,他将服务地方作为大学办学的首要职责。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胡昌翠的报告,以浙江大学第四任校长郭任远的农业地方服务理念为主线,讨论了他的大学治校理念和实践。报告主要论述了郭任远是如何从物理空间到治校理念上对浙大进行“重构”的;在革新农学院的过程中,是如何应对与农学院教职员发生的矛盾;如何通过复兴农村为主线,将浙大成为浙江省农村“技术之重镇、人才之中心”,承担起为社会服务的职能。郭任远的这一系列治校理念和实践,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浙大的发展,尽管期间遇到了不小的波折和矛盾,但总体上实现了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之间的良好互动。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丁贤勇教授对本场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认为,这些报告都关注了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现代化大学的建立问题,浙江大学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高校,它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变化实际上就体现了社会的变革,例如,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平衡道德的培养和知识的教授?是实行通才教育还是培养专才?本场报告通过对浙大几任校长的教育背景、教育理念和治学实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详细的考察,对上述教育史重要议题进行了良好回应,这不仅对于近代大学史研究有着重大意义,还为时下的高等教育建设提供有效的经验借鉴。

工作坊现场学术研讨气氛活跃,各位专家学者围绕近代中国大学史、课程史和教科书研究的重要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会场中频频迸发出思维的火花和学术的创见。


浙江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

文、图/翟瑜佳、饶鼎新

 20197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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